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来一个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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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电影《让子弹飞》的解读，更加深了分歧。即使是在左派群体中，对周恩来总理的认识也是泾渭分明，甚至比其他群体更加尖锐对立。
有的左派甚至将如何认识周恩来总理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马列毛主义者的标准。
正如有的左派将如何认识林彪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马列毛主义者的标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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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尽可能不做主观结论。只列出史料，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笔者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当事人回忆比如《红卫兵秘录》等。
有人说，这些资料不可信。
笔者认为，任何资料都不是100%可信的，都需要辩证地看，去伪存真，交叉验证，书面证据高于本人谈话证据，本人谈话证据高于别人回忆、转述证据。如果用一句“不可信”就全盘拒绝这些史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知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部门，并不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资料，反而从国民党公开发表、发行的杂志、刊物中搜集情报，去伪存真经过分析后，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途中，宿营后只要有条件，第一件事就是要派人搜集当地的报纸、书籍。正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中，毛主席才知道了陕北有一块红色根据地，这才确定了长征的目的地。如果认为国民党的资料不可信而一概拒绝，中国革命可能就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了。
另外，年谱中肯定会有为尊者讳的情况，有些材料不能全部公布。
《毛泽东传（1949-1976）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捷在社科院的“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的学术报告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这个过程中（写《毛泽东传》——井冈山观心注），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李捷的这段话，可以看到“治史”要被迫为尊者讳，但这个“尊者”不是为毛主席。为尊者讳并不是为毛主席讳，而是为活着的人或者是活着的人所代表的阶级的人讳。
最有戏剧性的是，李捷这段讲话在去年还可以在社科院的网站上找到，网址是：
http：//chinaps.cssn.cn/rdpl_58843/201506/t20150618_2359430.shtml
但是现在已经40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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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的秘书、社科院原副主任李慎明在他的著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二版）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周恩来总理与薄一波的对话应该是1950年代中后期的事。
这段话说明，周恩来总理有时候对主席的决策可能不理解，但认为主席是对的，还是要执行。
如果认为对，但是又不理解，执行起来就无法灵活运用，就会被动执行，一切都会很被动。这在我们做数学题的时候深有感触，老师告诉了我们一个定理，需要用这个定理去解题，如果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定理，举一反三可以解决同类型的难题；如果不能理解，解题时就会受困，只能解老师讲过的原题或者相似的题，一旦数学题变型，立刻就解不出来了。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是否也是对毛主席的路线不理解但又认为主席对的情况呢？
笔者列举一些史料，请读者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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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这批红卫兵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电话给陈丕显的妻子谢志诚说，他们这次去上海，经周总理同意，是有组织的，是保上海市委的。还说她儿子（南下兵团副总指挥谭怀远，谭震林之子——井冈山观心注）是南下兵团的带队。268】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这本书是反文化大革命的，也是反毛主席的。那么这本书是不是就完全不能相信了呢？或者说，该书作者引用的这部分到底是否可信呢？
第一，这段文字的出处来自于注释268。注释268：梁国斌1967年3月31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笔者没有找到注释268的文件，无法确认《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所写的是否属实。
第二，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记载了周恩来总理对南下的“二千名红卫兵”的讲话。
【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09.10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保守派，保爹保妈派——井冈山观心注）组织《北上》、《南下》、《西进》战斗军团，到外地串联。行前周总理接见。〗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在这里举行南下兵团，到全国各地出发前集会。昨天下午同南下兵团司令部（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使我了解你们的准备情况、组织情况、学习情况。在上一次会见时确定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派了三四千人到全国主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去串联，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你们经过几天的学习准备，今天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的后备力量。
......第一、我们大专院校，同样的，中学校的红卫兵，昨天我们商量有一百个左右的要有组织的，又能自觉地遵守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纪律的中学红卫兵，去一百人左右。今天来了没有？请举手，站起来（鼓掌）。
......
上海是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形，我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也不是说没有封建的影响。那个地方你们并不太熟悉，去了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大的生产的城市，这个生产关系到我们全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大小三线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工业的建设，关系我们的国际、世界民族革命的建设。有广大的进出口的业务，有广大的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也有进出口的任务，进去材料，出来成品。所以生产的任务很重，不仅如此，那个地方还有科学实验的任务，很多的尖端的科学在那个地方进行实验，进行中坚的生产，你们有许多同学、（学校里的人）你们懂。所以那个地方进行三大革命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说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的主要地方。我不是把北京这个地方看成不是中心，这个是领导的中心。毛主席在那里，通过这个领导中心对全国进行工作的部署。可上海是进行三大革命最紧张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困难的一面。当然你们会回答，困难要闯过去嘛。我们一定要敢于闯，闯过层层的阻碍，但是我们也要有办法地、有准备地去克服在前进中的困难。就是说在我们排除障碍、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要使打击的方面、应该受打击的敌人，集中在最主要的目标上。也就是十六条所说的打击真正的，（不是听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分子；打击的目标真正的是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当然这里面包含最反动的买办分子、洋奴。但是这“洋奴”两个字又是个新的问题，你们拿两个字去一套，凡是在上海滩上的，你们看不顺眼的，梳那种怪头的，穿你们看不惯的衣裳的都叫洋奴，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笑声）因为你们在座的也有上海来的学生、有上海出生的学生，你们在北京学了几年，这次闹革命一回家去就什么都看不惯了，那也不行，你要作分析嘛。上海那样的习惯久了，慢慢地改嘛。有些东西不要急，要破四旧中主要的四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就把他搞掉。当然罗，你们现在这点你们懂得了，但是你们跟先到上海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二千名红卫兵”号称南下兵团，其中第18纵队是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16纵队政委郑中伟记述了这段历史。根据《红卫兵秘录》：
【一次，我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找你谈话。”
......周总理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我在第二天早晨就组织起一个100人的中学生红卫兵队伍，到先农坛体育馆去集合。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接到总理的命令，我觉得无比地自豪和光荣。立即行动！给各学校的红卫兵打电话联系，又亲自去落实。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100名红卫兵队伍就凑齐了，全是各个学校的头头。
第二天早晨我们便整整齐齐地集合在周总理的面前。周总理看到我们整齐的队伍不由得夸奖道：真棒！接着就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他说：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不能乱。我派你们作代表去上海，宣传好思想，给上海带去安定，使国家经济得到安定……总理还提到：现在有一些北京红卫兵去那里串联，希望你去与他们讲清形势，把他们给一同带回来。】
【周总理鼓励我们说：“我们组织了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第十六纵队，是一支特别的纵队，现在请你们十六纵队的政委XXX同学起来给大家讲话。”
大家的掌声非常热烈，我当然也蛮激动。周围还聚集了一些记者们。总理问我今年多大年龄了。我大声地回答说：“17岁了。”
“17岁正是希望么，今后再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总理又说。
那会儿正赶上是十六条发表，我们“纵队”又排行第十六，而我们乘坐的恰恰是第十六节车箱，就这样，“十六纵队”因此而名声大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到“十六纵”也是顶顶有名的。】
第四，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6年9月10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讲话】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说的是周总理派出了红卫兵（后来成为了保守派、保爹保妈派）去保卫上海市委。
还有另一种说法，周总理让红卫兵南下兵团到上海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这与《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的叙述是完全相反的。据红卫兵南下兵团十六纵队成员王南生回忆：
【我父亲王文轩原来是地下党，他是31年参加革命，32年入党，在山东济南和赵建民他们在一起。山东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之后，由于我父亲直接参与和领导，把党组织恢复了，一直到最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
我们到上海，全称是首都南下兵团十六纵队，由郑中伟带队。周总理都支持红卫兵南下，临出发前接见了我们，还给大家做指示，说明了中央的态度。我们去上海是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是拿着尚方宝剑，到那儿造反去，因为上海造反不起来，让上海的工人把造反派都压制下去。工人闹不起来，真正能闹起来的是陈阿大那些流氓。咱们怎么能和他们弄到一起去？一问出身，都是市民、小商，那时候咱们觉得小商是属于团结的对象，可以共事的对象，但不是主力。通过我们在上海社会上的调查，和各个学校红卫兵串联，发现上海学校红卫兵的组成成份非常杂，怎么和他们合作呢？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陈阿大这些人反对的，我们肯定不能和你们坐在一条船上，就翻了脸了，咱们在上海就变成“保皇派”了。在上海就和“三司”打起来了，我们把蒯大富的办公室都砸了、抄了。“三司”在上海的指挥部由蒯大富亲自坐阵。我们保上海市委，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且随着文革深入，我们越往下就觉得越不对，走资派越抓越多，全国每个地方都一样。按这个比例下去，国家早就分崩离析，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还反修防修干什么？这就是我们当时“老保”的观点。】
这两个说法完全相悖，是很难判断谁说的是准确的。
从《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看到周恩来总理明确地让红卫兵保上海市委的字样。
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上海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不能乱：
【那个地方（上海）你们并不太熟悉，大的生产的城市，这个生产关系到我们全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大小三线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工业的建设，关系我们的国际、世界民族革命的建设。有广大的进出口的业务，有广大的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也有进出口的任务，进去材料，出来成品。所以生产的任务很重，不仅如此，那个地方还有科学实验的任务，很多的尖端的科学在那个地方进行实验，进行中坚的生产，你们有许多同学、（学校里的人）你们懂。所以那个地方进行三大革命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说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的主要地方。】
毛主席对于乱，有另一番理解。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6年）六月十日，他（毛主席——笔者注）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7年）上半年，（毛主席）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7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道：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毛主席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不是保守派红卫兵）是怎么想的呢？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由北京红卫兵首先传到上海，他们将之抄写成大字报，贴在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徐景贤最初不相信，觉得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他认为自己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管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去询问市委领导，市委领导没有否认，默认了。但徐景贤此时还是认为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没有将上海市委与张春桥、姚文元分开。「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首先使徐景贤转变对文革态度的，是北京红卫兵「齐卫东」。这个北京科技大学的驻沪红卫兵组织，本书第四章已经做过介绍。主要成员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徐景贤小十多岁，但他们的思想却十分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给徐景贤送各种传单资料，约徐景贤参加辩论，多次与徐景贤谈话。他们是徐景贤的造反启蒙。徐景贤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许小昆目光炯炯的坚定神态，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说明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他们说：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年轻红卫兵对毛泽东文革的理解。徐景贤从内心被他们折服，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他们的话，徐景贤在很多地方有着共鸣。他后来回忆，他原来就对党内的特权不满意。他去外地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党委都在最好的地块建造高级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设施齐备，警卫森严。上海也是如此。陈丕显生病，就住在上海西郊最好的招待所，专门为他进口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最强的医疗班子。这样的特权享受，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徐景贤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也不满意，觉得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分房子按级别给面积，甚至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以级别论处，不得逾越。他觉得，「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为，更让徐景贤不满：
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这一切，使得他认为，应该通过文革，「将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徐景贤对文革越来越认同，他的造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久，徐景贤也走上造反道路。】
从这些史料的对比、交叉验证中（不同人的叙述甚至是相反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周恩来总理本人的讲话。
本篇第1部分中周恩来总理对薄一波所说的话，以及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文革路线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执行起来是主动还是被动，请读者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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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在主席年谱中，只写了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这次会议，没有记述他的态度。
《周恩来年谱》则做了部分记载：
【【1967年2月16日】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从《红旗》十三期社论〔注〕开始，“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对“二月逆流”更详细一些：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
这一天碰头会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提）；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2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正为陈丕显不能如期来京“休息”而怒气未消的谭震林便向张春桥等人质问：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接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先后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批斗、迫害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他们言词激烈的发言。历时三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上述记述的是事实。但是《周恩来传》的作者又加了自己的主观评述：
【当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那些老同志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作者的主观评述不能成为证据，只能作为参考。只有与其他的资料构成证据链，可以相互验证，才能作为辅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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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材料里，尚未发现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的周恩来总理主动以资反路线的定性对老干部们进行批判的记录。
同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江、张、姚、王、关、戚等都曾经起头对一些老干部进行过批判。
起头批判，与跟着批判，是完全不一样的。
起头批判，会遭到被批判人的仇恨；跟着批判，可能会得到被批判人的谅解甚至感激。
这从老干部们对待周恩来总理的态度上也能得到交叉验证。
比如在1980年四千老干部大会上，大多数老干部差不多一边倒对毛主席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笔者用“批评”，显然是过于文明了），但是对周恩来总理几乎没有任何批评，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
《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刊登了郭道晖的一篇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报刊荟萃》2010年第六期转载了该文，将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笔者为此写过两篇文章。
推荐阅读：
从其对毛主席逝世后的评价，看李维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一
当然，笔者阅读的资料远远不够丰富，希望读者朋友们指出笔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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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代表的文革派，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后期是否有矛盾呢？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74年10月18日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本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飞机到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说：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有重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年谱中记载的不是书面文字，是谈话。
笔者不知道这个谈话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记录还是王洪文在法庭上的“供词”。如果是前者，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7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进材料和进行其它“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出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此处的记载是“致信”，可信度比口述要高。
《周恩来年谱》：
【1975年7月1日
△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1975年8月，开展了批判《水浒》投降派。
《毛泽东年谱》：
【（1975年8月14日）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关于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请示报告（28）。请示报告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报告还对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具体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同意。”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周恩来年谱》：
【1975年9月15日
△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此处写的是“与人谈话”，没有写具体人名，很可能是别人的口述或者回忆录，可信度要打折扣。
【1975年9月20日
△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此处的记载有周恩来总理签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周恩来年谱》：
【1975年12月8日
△邓小平前来看望。在此前后，来看望的还有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在和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他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上海《文汇报》在1976年3月25日刊载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句话一定要仔细、反复揣摩。
这篇文章简直就是太露骨了，就差点名了。
上海文汇报刊登文章，一定是经过再三审定的，重要的文章更绝不是编辑所能决定的。
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游行抗议《文汇报》。直接引发了“四五事件”。
本部分开头的提问，答案是什么，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6
凤凰网转载人民网的《惊心动魄1976：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记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9月10日，华国锋“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关于“四人帮”的问题，“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10日，是主席逝世的第二天——井冈山观心注）
9月26日开会“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
（10月6日，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井冈山观心注）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3_335_199180.shtml
《惊心动魄1976：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
【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
【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华国锋曾先后4次与政治局委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上将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上将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两位上将均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华国锋与政治局多数同志沟通思想后，便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着手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至亲到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9天。对于叶剑英来说，这是漫长的9天。因为他在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细观察华国锋。
经过9天的痛苦思考，他认定：华国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信得过，靠得住！他应当坚决支持和大力辅佐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吴德支持华国锋的决心，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
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跑的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这天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三人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在这次密会上，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9月26日的小型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方案和初步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一旦定了这个决心，华国锋等人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和动摇过。】
师东兵对陈永贵的一篇采访，陈永贵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
【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要不是总理的阻挡，他们可能早就动手了。】
如果这个采访是真实的，说明老干部们对周总理是非常信任的。
如果这个采访是真实的，那么周恩来总理是否应该将类似的事向毛主席反映？是否反映？
这些都是需要读者朋友们思考的。
7
有人说，师东兵就是一个骗子，他写的东西都是“小说”，没有任何可信度。
实际上，师东兵是第一个披露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批判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人。
师东兵在采访陈伯达与华国锋时，都提到过“九篇文章”：
【华国锋沉默。我问他：“你看过毛主席著名的那九篇文章吗？”
他打了愣怔：“什么九篇文章？”
我说：“就是毛主席在1941年左右亲自写的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呀。那里面涉及到了许多的人，批判的语气都很厉害、尖锐，那是老人家在四十年代对我们党内的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的总清算，至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听说XXX、包括XXX等人都十分害怕九篇文章的发表。江青那几个人都企图在九篇文章上作文章，你怎么能忽视了呢？”
华国锋显然想起来了：“记得，记得，那九篇文章我还学习过几遍呢。1974年和1975年，毛主席把这九篇文章拿出来，让我们几个人看，让给他提点意见。”】
《毛泽东年谱》：
【[36]《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毛泽东1941年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共9个部分，也称九篇文章。这篇长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而写的。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文章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后又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作过几次修改，但没有发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卷收录了毛主席对“九篇文章”的批语：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收录了“九篇文章”的节选，虽然删减了一些尖锐的批判与当事人的人名，但还是展现了毛主席文章“犀利”的风格：
东方直心老师所著的《毛泽东大传》也记载了“九篇文章”：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发表修改后的“九篇文章”，重新修改了1月2日写给谢富治等人的那篇批语，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毛泽东1965年5月12日】
8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1976年1月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得病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周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周恩来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
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消息，将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9
从文革期间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的信任看，周恩来总理是紧跟、也是执行主席路线的。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很多老干部都不理解。从南下兵团到“二月逆流”中周恩来总理的态度，他是否理解呢？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本文第1部分，1950年代周总理对薄一波说的话，是不是也是周总理在文革期间的写照呢？
这个思考留给读者朋友们。
如何一个人如果不理解主席的路线，跟起主席来难免会跟不上。跟不上的结果就是，有时候执行就会是被动的。
如果不理解路线，只是认为对，有时候真的很难做到主动，即使想主动也无法主动，因为到了具体事情的处理，会无法判断对错。
通过上述的资料，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到底是站在“江、张、姚、王”的文革派这边？还是站在老干部这边？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