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
到底是不是反党小说？
本文（包括文后附记）节选自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
（井冈山观心注：高岗在1954年被审查，并于1954年8月自杀。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
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
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
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泽东为此召见了康生。
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后却又出现了两次反复。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这就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
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
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
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便是在毛泽东身后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附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陕北”派：谢子长、阎红彦等；“陕甘边”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恩怨来龙去脉
这西北苏区的情况说起来还挺复杂的，牵涉到一些领导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笔者不得不在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为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学兵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刘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初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第1团2连，后转入炮兵科，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活捉了县长张反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925年4月，他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担任营长，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枪。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11月，曾去省委汇报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尔后，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继曾为政治委员，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原第3旅旅长许权中为总顾问。全军千余人，设4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4月下旬，他与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一起在孝义县娄底村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9月，拓克宽牺牲后，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10月初，阎红彦与吴岱峰等率部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后转移到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800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谢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与阎红彦的晋西游击大队合为第1支队，阎红彦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为第2支队。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来到甘肃正宁县，在三嘉塬一带驻扎。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部队里还缺衣少粮。为了弄些年货，刘志丹的部下2支队的赵连璧（被民间称为神枪赵二娃）带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没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还有几匹骡子，几头肥猪。他们给2支队每人发了几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这赵连璧是双手使枪，他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史料称为陕甘游击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1支队支队长。
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找陕西省委申诉，详细汇报了谢子长、阎红彦缴他的枪、杀死赵连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陕西省委来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进军陕北。
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甘肃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阎红彦因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部队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销了总指挥职务。
8月30日，谢子长出任陕甘游击队第4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2月24日，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进行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红彦自此离开了陕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间他到了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直到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陕北，本传后边另有叙述。
再说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由他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指定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团长；刘志丹任第2团政治处长、参谋长。
不久，刘志丹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从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9月，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恢复红26军。刘志丹先后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
就在这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郭洪涛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在甘肃华池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后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会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陕甘边党政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
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
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后来在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谢子长墓撰写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5年5月，红26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27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到黄河东岸，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25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此时的刘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苏区涌来。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朱理治、聂洪钧受命来陕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一贯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地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地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第二个起因是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陕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
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由红25军改编的第75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红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张树才。全军团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红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
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