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K1373次列车乘客砸窗通风后的通报看文革蒯大富事件
2025年7月2日20时28分许，金温地方铁路公司一货物列车在金华市境内沪昆线东孝站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致我段值乘的K1373次客车机车脱线。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事故发生后，因为断电，车厢内没有空调，因为车厢内闷热，有乘客出现不适现象，在不同意打开车门的情况下，一位乘客砸碎了车窗通风。后被铁路公安批评教育后放行。
广铁长沙客运段在7月5日12：02分发布了一份通报。
【关于K1373次客车滞留东孝站的情况说明
7月2日20时28分许，金温地方铁路公司一货物列车在金华市境内沪昆线东孝站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致我段值乘的K1373次客车机车脱线。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事发地东孝站为四等小站，不办理客运、货运业务，仅办理列车接发技术作业，无旅客候车室和乘降站台，事发时车站仅有3名行车工作人员当班。
事发后，我段在车上的添乘干部立即召集列车所有工作人员启动紧急处置，加强全车巡查。21时许，列车工作人员将各车厢乘务间、厕所、洗脸间、车厢内80余个能够开窗通气的气窗全部打开，进行通风降温，将班组自带的40余瓶矿泉水发给旅客。21时20分，车内温度为31度左右，3号车厢一名50多岁女性旅客反映头晕，列车工作人员将其安排在4号乘务间休息。
与此同时，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金华车务段紧急协调送来900余罐八宝粥、1300余瓶矿泉水，安排工作人员上车接力式传送给旅客，联系10辆120救护车在东孝站做好了应急准备。客车到达金华站后，又补充500余瓶矿泉水。
期间，列车工作人员对车内闷热和旅客耐受情况跟踪研判，认为客车滞留线路两侧无站台、车门离地面高度超1.5米、事发时为夜晚、车外无照明、开启车门可能存在旅客下车摔伤人身安全风险，车内虽闷热但没有达到马上开启车门和破窗应急预案的紧急程度。
22时04分许，3号车厢一名男性旅客擅自取下消防安全锤试图砸车窗，列车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未果，导致一块车窗玻璃被砸破。为防止旅客跳窗发生意外，一名列车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张开双臂、拦在窗前，乘警及其他列车工作人员共同做好现场隔离防护。23时11分许，列车空调恢复运行。列车停靠金华站后，铁路公安对砸窗男子进行批评教育，车辆工作人员对破损车窗进行了修复。
铁路部门呼吁，如乘车过程中发生突发情况，铁路部门将按照应急预案妥善处置，请广大旅客听从列车工作人员安排，共同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这份通报随后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
这份通报强调了几点，中心思想是处理得当。笔者将这份通报的主要意思总结如下：
1、车厢内温度为31℃，未达到开门或者破窗的应急标准。
2、从安全角度衡量，不具备开车门让乘客下车条件，因为工作人员少，站台高，容易发生伤亡事故。
3、采取的其他应急措施，比如调集矿泉水、救护车、八宝粥，打开通气窗，安排头晕乘客到乘务室。
我们相信乘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去处理突发事件，在规则框架内，他们做到了差不多是最好的程度了。
那么为什么这份通报引发了强烈不满呢？
因为这份通报除了强调自己处理得当外，没有任何自我批评，没有任何对处理方法上本应做得更好而没有做得更好向乘客表达歉意。
总之，这份通告就是强调自己做得多么优秀、多么正确、多么完美，找各种借口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比如，温度31℃没有达到开门破窗标准；比如没有站台，开门下车可能会造成伤亡。
我们逐一分析。
1、温度31℃，没有达到开门破窗标准
这个解释，是非常让人气愤的。
为什么呢？因为教条。
温度是否达到开门破窗的标准是一回事，乘客的真实感受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到底是以规章制度的条条框框为标准？还是以乘客的真实感受为标准？在乘客已经有头晕的情况下，还抱着条条框框说达不到开门破窗标准。救护车都已经调集了，不就是认为可能会有危险吗？这些表现说明了什么？不就是不负责任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吗？
到底是人民利益为标准？还是规章制度为标准？
归根结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2、没有站台，开门下车可能会造成伤亡
这个解释就非常容易得到一些人的理解了：确实啊，如果出了伤亡事故，你们又该怪铁路部门了！
这样的说法确实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想到，车厢内的乘客已经有头晕的了，如果真的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怎么办？
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一样，反映的都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归根结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怕自己担责任的官僚主义问题。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了1975年海城大地震提前撤离群众的毛远新同志。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地震，到1975年小地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辽宁省地震办不断将情况上报，引起了辽宁省委的高度警惕。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向省委报告说，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地区果然发生了7级以上强烈地震。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说：
“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说：
“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
他们所说的预报，是在毛远新听了省地震办的预测后，主张由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震情预报，可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说：
“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
毛远新说：
“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此时室外温度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另外，如果发出地震预报，可能会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如果影响了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毛远新等人通过紧张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及情况分析，决定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召开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同时通过县级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结果2月4日19点36分发生的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
“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
群众还说：
“房子倒了，但很少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震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近千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20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此次地震辽宁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1300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据估计，如果省委不发出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10万。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领导组织民众撤离，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它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尽管为人民立了大功，毛远新却对伯父说：
“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泽东说：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毛远新说：
“地震后，当地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类似海城地震的情况，在唐山大地震时就是两样了。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据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可以说，地震前兆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在震前，唐山本地4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和85个群防群测骨干监测点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7月27日18时，马希融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报告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和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也都逐级上报了震前信息。可是由于国家地震局的一再延误和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的阻挠（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大地震前的信息最终还是出现了“漏报”。关于此事，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一下。
在此次大灾难中，唯有青龙县的损失最小。震前，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在听取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立刻往回赶，连夜整理记录，报告县革委会主任冉广岐。冉广岐根据这一信息和本县两个群测点的报告，在7月25日向县3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27日，马路两边大喇叭里广播着“随时发生地震”的警告。冉广岐坐镇帐篷中指挥群众避险，继毛远新之后，创造出了人类灾难史上的又一个奇迹，这就是“青龙奇迹”。】
面对人民利益，敢不敢于承担责任做重大决定，是根本问题。
那么，有的人会说，开门降客（下车），车厢距离地面太高，如果出现伤亡事故怎么办？
答案就是：依靠群众。
如何依靠呢？
乘务员可以在每节车厢选出来4位健壮的男乘客，让他们先下车（车门处有下车台阶），落地后，两人分站在车厢两侧，另两个人站在车门口对面，搀扶老幼、孕妇、行动不便乘客从台阶下车，确保他们安全落地。
敢不敢依靠群众，敢不敢发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再来说说这份通报的另一个问题：没有道歉。
不道歉，总是强调自己的正确，是官僚主义的一大特色。
根据文革期间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
【清华显然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已经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1966）6月19日晚饭时，王光美（刘少奇夫人——井冈山观心注）在清华第一次亮相，到女生食堂与学生见面，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据刘才堂回忆，那天他刚贴出《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正围着礼堂前大字报区转，就看见贺鹏飞（贺龙之子——井冈山观心注）、刘涛（刘少奇之女——井冈山观心注）领着王光美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拍照。王光美还指着刘才堂的大字报说：这大字报给我记下来，这是谁写的？这是错误的。然后贺鹏飞拿着照相机咔咔咔一张一张地拍照。】
【（21日）刘才堂同学又贴出一张大字报《大家想一想》。我看到这张大字报以后，在上边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批语引起工作组格外的警觉。6月22日下午，工作组通知我们，王光美要来参加我们班的讨论会。我们匆忙准备，结果却是虚晃一枪，派一位秘书来顶替，而究其原因据说是“电话听错了”。这就是所谓“电话事件”。6月23日一早，我和同班同学孟家驹、鲍长康等共十人，即十人小组，联名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直接和叶林（工作组组长——井冈山观心注）交火，也间接涉及到王光美。】
这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清华文革五十天》记载了全文：
【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实在难以理解，但又非理解不可的特大奇事。
（一）
6月21日下午工化系召开革命师生大会，斗争黑帮分子滕藤。大会最后，工化系工作组组长杨维哲同志讲了话。她说：“现在斗争形势大好……”最后，她说：“我们工作上还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提出。”
对于杨组长的讲话，在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八点我班已进行初步讨论，同学们对工作组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主要有：“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具体的安排，明天的事今晚才安排”等等。
中午，我班组长蒯大富突然接到工作组黄昌甫同志的通知，说下午两点继续讨论杨组长的报告。于是蒯大富就立即通知全班同学下午在三院三零六讨论。
（二）
下午二点十五分大部分同学已到教室，此时，负责化九的另一名工作队队员曹欣同志匆匆跑来，她对蒯大富说：“还不快准备？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的讨论！”全班同学听了，莫不兴奋已极，立即行动，扫地的扫地，打水的打水。到二点三十分，已准备就绪，蒯大富不放心，就问曹同志：“王光美同志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要注意什么？”曹同志答道：“没有什么，大家还和平常一样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时迟，那时快，此时从诚斋方向来了一个女同志，由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像秘书）陪着。大家都以为这人就是王光美同志，到了面前，认识王光美的人才知道不是王光美同志，但心里想，这位干部肯定是王光美周围的人。为礼貌起见，我们没有问她的身份。而不认识王光美同志的人，却以为这位同志就是王光美同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少心里话要向领导同志说啊！
二点四十分，会议主席蒯大富宣布讨论开始，针对杨组长的报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多数同学，抱着对党中央的无限信任，畅所欲言，对我校工作组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有不同意杨组长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不能那么乐观，领导班子，尤其在高班严重不纯，大字报数量减少了；保皇派并没有土崩瓦解；工作组缩手缩脚，压制群众运动；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组织我们学社论，对同学提的意见不予答复；工作组同志怕群众，登在四层楼上瞎指挥，没有安排、行动盲目……
但我们班上有的同志警惕性特别高，他们怀疑来人到底是谁？在会议开始和中途曾递条子给那位女同志，请求说出身份，那位被一些同学认为是王光美同志的人，两次均没有答复。
会议就在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中进行到最后。这时，那位女同志发言了：“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同学们大失所望，有的同学十分气愤。不过那位所谓“王光美同志”——强斋秘书组崔某却满载而归，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
（三）
一个严重谣言就产生了！
开始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却来了个秘书组同志，这是为什么？我班部分同学认为，这绝不是简单的侮辱领导同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
大家记得，工作组一进校曾宣布：听到谣言要追查到底！于是组长蒯大富派出鲍长康和李世雄两同志去强斋校工作组询问。
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四十分他们到了校工作组，李世雄问：“王光美同志今天下午来了没有？”答曰：“不知道。”问：“如果王光美来，叶林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求见叶林同志。”答曰：“不在，开会去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谣言，我们满以为工作组同志会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想错了，他们只给我们的同志坐冷板凳，整整坐了四个钟头……
正当我们坐冷板凳坐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十点四十分曹欣、黄昌甫二同志找我们会谈。此时蒯大富、孟家驹也到了那里。
我们问：原来你说王光美同志要来，怎么来了一个强斋秘书组的同志？
曹答：工化系办公室听电话听错了。
问：怎么错的？
答：他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
问：我们不相信这也会听错。
曹反问：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答：我们要追查谣言。谁接的电话？
曹答：办公室同志，我是听他告诉我的。
我们说：我们要见他。
曹犹豫半天，才说：好，老黄陪你们去，我留一会儿马上就来。
我们说：不行，你与我们一起走。
曹无法，说：那我先骑车走了。飞驰往化学馆而去。
十分钟后，我们步行到化学馆四楼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只听里边屋子叽叽喳喳地议论，我们又坐了十分钟冷板凳。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张太雷烈士之女——井冈山观心注），带着曹欣、黄昌甫还有两个工作组同志来与我们会谈，此时已是二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十分。
张茜薇问：你们是什么目的？
我们答：想追查谣言。
问：哪里来的谣言？
我们反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张答：不知道。（一我们真想不通！）
下面我们简述了一下过程，说：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我们不相信。
曹插言：听错就听错，这有什么不相信。
黄接：当然可以听错啦！完全可能啊！
我们问：你们相信？
张答：我相信！
曹接：我也相信！
我们问：你们敢负责任？
张答：我们负责任。（并说：上次王光美来过一次，前两天听说以后来清华，我们所以听错了。）
我们说：你负不了责任！我们要见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能不能见到他？
张避而不答，硬往别的问题上扯，我们不放过这个关键问题。问她：“可不可以见他？”（此时十一点十五分）
沉默五分钟。
又沉默了五分钟，张茜薇转身到隔壁内室去，曹欣跟着出去，然后他们相继出去了。
反正我们冷板凳坐惯了的。我们又坐了三十一分钟冷板凳。曹才从隔壁间慢慢进来。
我们问：“可不可以见到办公室打电话的同志？"
曹毅然答道：“张茜薇叫我来告诉你们，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可接见！”
我们说：“好了，我们走了。”此时为六月二十二日十一点四十六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我们郑重声明一下：以上过程全部真实，我们以生命来担保！
（四）
我们坐了五个钟头的冷板凳，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我们听错了”的回答。
本来，我们不用分析，大家就显而易见，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我们仍分析几点：
1、把“联络组秘书要来”错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大家根据常识判断一下，是否有这等事？
2、关键在于这件事清华大学工作组从上到下都应该知道。
王光美同志要来我校，非同小可，而她要参加某一个班的讨论，更非儿戏。此事既然工化系工作组知道了，那么校工作组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实正是这样，是强斋工作组的崔xx顶替了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我班的讨论。不知是谁暗中使了个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冒名顶替起来了，此人是谁？又抱着什么目的？难道这只是政治上不严肃吗？还是另有什么阴谋？以叶林同志为首的校工作组，请你们迅速做出回答。
大家知道我们曾于六月十六日出了一份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提出了问题，让大家思考。本来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发表，可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
3、大家知道，校工作组把造这个大谣言的责任全推到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听电话的一个人身上，而他们借口“具体工作的同志”拒绝接见。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同志们，问题只能说到这儿，我们也不想再进行分析……
化九O二 蒯大富 鲍长康 李世维 孟家驹 文龙 谢位珍 吴汀浩 陈新生 卞有为 邵凯胜】
实际上，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们，王光美有事无法参加讨论，请同学们谅解，这件事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波澜，但偏偏给出了听错电话的理由。
即使给出了听错电话的理由也没关系，在学生们去求证时，还有实话实说解释的机会，可是张茜薇在学生们质问时依然坚持听错电话的解释。
在学生们要求找到接电话的人的时候，张茜薇等人予以拒绝，矛盾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如果此事到此为止，告诉同学们真相，依然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可是工作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硬要举行辩论会，目的是批判写大字报的蒯大富等人。
最后，演变成了将蒯大富等多人打成“反革命”，发动其他学生批斗蒯大富等人，拘禁并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这就改变了斗争方向——将批斗方向转向了学生，从而导致了更大的风暴，直接导致了工作组的垮台。
根据《毛泽东年谱》：
7月18日......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毛主席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1967年4月2日第4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本性难移，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派出大量工作组，指使工作组和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一方面打击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干部，把大批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
1966年8月4日，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节选《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清华文革五十天》记载的这次辩论会也很有意思：
【按照统一部署，工作组开始反击了。6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上叫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
这时候贺鹏飞和刘涛他们就发挥作用了。工作组让贺鹏飞出面。贺鹏飞对我说：蒯大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这样骗同学怎么行啊？他先给我扣上欺骗同学的帽子。
6月24日，贺鹏飞指使光零班还有物八班的同学把我引出来，围住我辩论。在清华大学化学馆门口，追着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辩论！”
我说：“辩论什么啊？”
“辩论你的大字报！”
我说：“我不辩！我贴大字报，你也可以贴大字报！你把我驳倒了，我也不会服你；你驳不倒我，我也不和你辩！”
“什么‘不辩’！大鸣、大放、大辩论，你敢不敢辩？”
他说我不敢辩，我就不服气了：“辩就辩！”那时我年轻气盛嘛。
“说好了，你说话算数？”
“我当然算数！怎么辩？”我问。
“今天晚上七点，在大礼堂！”
我说：“那我们得讲好条件！”
“什么条件？”
我说：“一边三个人！你三个人，我三个人。你发言一个，我发言一个！谁也不许在发言时打断对方，要平等。”
他说：“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
贺鹏飞派来的这个同学也是个干部子弟。我当场问他，能不能代表贺鹏飞，说话算不算数？他说，能代表，说话算数。就这样说定了。广播台向全校广播：今晚七点在学校中心大礼堂开辩论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那些不了解真相的同学哗啦啦就把大礼堂占满了，站都站不下了。那时的礼堂还没有空调，上面是有几个吊扇，可也没什么用，6月下旬的热天，只能拿个扇子拼命地扇。礼堂楼上楼下连过道里都挤得满满的，本来只能装1700多人，可至少挤进去2000多人，都担心把二楼压塌了。更多的人站在大礼堂外草坪周围听广播。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老师和学生大多还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晚7点半辩论开始。后来揭发出来，王光美亲自拿着话筒坐镇指挥。当然我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王光美有什么错误，我还是把王光美当作一个很高级的领导来看的，认为她能代表刘少奇，会很公正的。
他们出了贺鹏飞一个，还有一个是工物系的王姓同学，还有一个好像叫李xx。他们的办法是以势压人，想把我们吓唬下去。我们当然不服，双方辩论得很激烈。
第一个是他们发言，上来就说：蒯大富，你总贴大字报，左贴大字报，右贴大字报，带头起哄，搅乱文化大革命秩序，把矛头指向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任命的，工作组是新市委直接派来的，是代表党的，你这样处处与工作组为难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下来，我来回答你提的几个问题。我上前做第一次发言，当场有人记录，后来收在我的大字报选里。
我说：
我是化九零二的，姓蒯，叫蒯大富。
我首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我们是想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战斗、正在受苦流血的世界人民，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都要追查到底……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从前我们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校党委，因为从前校党委把持着这个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当时在没弄清的情况下，我们是要质疑的，所以我们要指向校党委。有人批评我们，敌我不分，枪口要一致对外，但我们没有理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支持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我们把他们斗垮了，政权夺过来了。现在，政权已转到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手里，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一般说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我们系发现的问题来说，已经有些疑问没有澄清，希望今天的会议把疑问澄清，澄清了我们就一点怀疑也没有了。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我们是有怀疑的。这就是存疑，是我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
下面我想说一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六二二事件。我先讲六月二十二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如果有同志认为我没讲清楚，有的地方漏掉一些事实，同志们提出来我还可以澄清。
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大会是由谁挑起的，今天的大会是可以澄清的。因为当事人基本上都在这儿。在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一刻，负责化九的工作队员曹欣匆匆跑来，在楼道里对我一个人说：“你们下午讨论吗？”我说：“讨论。”他说：“你们还不快准备？”我说：“什么事？”他说：“王光美同志今天参加你们的讨论。”
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郑重声明一下，我们十个人以生命来担保上面的事情全部是真实的。清华工作组从领导到工化系下层，是不是知道？王光美同志来我校已是不小的事情，而且要参加某个具体班级的讨论，我们认为根本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谁使用了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来了个冒名顶替。这个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这难道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吗？这难道只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有阴谋。
这件事情，我们再表明一下态度，我们是抱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信任，被认为是可疑的事，不放过。因为叶林同志一来时曾宣布过，对任何谣言都不放过。我们是遵照这个指示去做的。到当天晚上，回来时已十二点多了，十二点以后，我们整夜没睡觉，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东区一份，西区一份。
昨天一天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引起学校轰动，大家都来看大字报，大家提出各种疑问，昨天一天我在宿舍里接待了近200多同学来访问……这里，我还向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还是这个态度，我们出的大字报内容，我们负完全责任。关于王光美同志要来，开始说要来，后来说可能来，最后没有来，来了个秘书组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希望找工作队澄清。工作队有关人在这儿，他们会澄清这件事。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以工化系革命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有些类似六月三日艾知生召开的会议，他们找了那些支持工作组的人开会。在这个会议召开以后，第二天我们发现，围攻的大字报，风起云涌，破口大骂，不承认事实，不解释事实，人身攻击，我成了牛鬼蛇神、反革命、假左派，什么都来。只要能骂的恶毒的词句都可以骂上去，这些有目共睹。为什么出现这种事件？
今天下午，我们两个同志在阶梯教室门口和某些同志辩论起来了。后来，我插进来了，当场就要我回答，我有事，已经向大家作了解答，后来我说我走啦，他们揪住我不放。后来不理他，我们到工化系去了，到工化系办公室去，工化系办公室不让我们去，我们在门口。后来，出来一个工作组同志，这个同志没有参加我们任何事件。好多同学要我和他们当场辩论，群众对我压力很大。我说我们写成大字报来回答你们问题，他们说不行，必须要回答。还有人叫嚷不能把他放走，“你是不是黑帮我们还不肯定”，他们以审判黑帮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工化系馆门口。工作组同志指着我鼻子说：一定要回答，你不回答不行！后来，来了一群带红袖章的纠察队，把我包围起来。我说，你们要负责我的安全。我说我今天不回答你们问题。他们说这是群众要求，你要回答。从三时一刻到五时四十五分，两个半钟头就将我围在那里，站得很累，这是偶然凑起来的？还是有意来的？……
后来听他们说，王光美在后面气得不得了，他们有一条专线可以联到后面，能听到前台说的话。王光美说：蒯大富简直是顶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
贺鹏飞他们又上来发言说，很多同志质问蒯大富：为什么在大字报上不提王光美同志可能来也可能不来这一重要事实？为什么知道王光美同志不来，而不向大家宣布？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想达到什么目的？
那个时候的同学是一点派性都没有的，都是对准事实真相的。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蒯大富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啊。你说王光美来，这王光美不是小人物啊，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说到你们班上来听取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来了不解释原因，你这不是搞欺骗吗？同学们也就要求工作组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解释，同学们就不答应。
我上前回答，做了第二次发言：
同学们，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要求解决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求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干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提其他任何要求，也谈不上有任何要求，我们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吗？我们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继续要求贺鹏飞同志回答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哗啦啦地全鼓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足足有一个小时，只要我一上台就鼓掌，只要贺鹏飞他们一上台就跺脚啊，喊：下去！下去！这个录音还在，很精彩，应该存在学校档案馆里。贺鹏飞他们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贺鹏飞他们不行了，只好靠边了。工作组的领导们不得不出马了。
系工作组张茜薇上台了，校工作组杨天放上台了，周赤萍上台了，最后叶林也亲自上台了。
系工作组副组长、化工部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张茜薇（张太雷烈士的女儿）几次上台发言。张茜薇只是就事实做了些解释，强调没有“阴谋”。工作组还让刘涛（刘少奇之女——井冈山观心注）上台作证：“我问过我妈妈，说的和工作组一样……”这样，就等于把王光美再次推到前台。
我接上去做第三次发言：
刚才那个问题，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个大阴谋。没有改过。我是这样说的：这里可能有阴谋，可能有阴谋！我们从来没有肯定他们是阴谋。如果能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刚才张茜薇同志的解释，我们是非常不满意的。
我们大字报重点就是王光美同志要来，有这个消息，后这个消息又没有了，我们突出的是这个。
张茜薇是没法再上去了。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上台来了，他是林业部副部长。
杨天放一上来就说：我们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的，蒯大富企图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下面听会的群众就是要听双方的辩论，搞清楚王光美说来参加班会讨论又没来是怎么回事。对自尊心很强、真心要革命的学生来说，就是要弄清有欺骗行为没有。一听杨天放说这个，真是莫名其妙，这哪儿对哪儿啊，而且那时大家特别反感动辄就扣大帽子，于是同学们又把他给轰下去了。
一看不行，周赤萍又上台发言，他是冶金部副部长，中将军衔。周赤萍说：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了，跟着党走了多少多少年。我们是党培养的干部，现在受党的委托到这里来，在这里领导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有蒯大富这样的一拨少数人，处处和工作组为难，不让我们正常地展开党的领导，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请同学们想一想。
可现在辩论的是一个具体问题啊，这是讲光荣经历不能代替的。周赤萍还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引起了更多非议。于是，下面的学生们哗啦啦的鼓掌不让他讲话。这时他没法发言了，但还想说话，同学们根本不想听他说，就跺脚就喊，把周赤萍又轰下台了。
最后，工作组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出场了。
叶林本来不想出面的，可不出面怎么收场呢？王光美在坐镇指挥啊！叶林只好亲自上阵了。叶林上台，看得出他有点哆嗦，可能是激动，也有可能生气，大概面临这种局面他也缺少思想准备，知道自己是压不住了。他念了一段《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接着说：工作组是在新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宣布成立的。你们也知道新市委宣布我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我们是每一步都听新市委、听党中央的。我们工作中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搞什么骗局。蒯大富这样的行为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所谓“解决具体问题”了。向工作组夺权就是向党夺权，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明态度，站稳立场。
叶林讲了几分钟话以后，我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说几句。
我做了第四次发言：
同志们，我想要讲几句话，我回答叶林同志几个问题。叶林同志说：你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工作组？我们说，现在权力在工作组手里，但是这个权力是不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的，我们要考验。事实上有些院校里的工作组已经被考验垮了。
他说什么我们的矛头不指向黑线，而指向工作组。他把黑线和工作组完全断绝，给自己定调子。我们说，工作组是不是黑线现在我们不能下结论。
最后叶林同志说我们曾指出工作组大方向有问题。我们说，还没有下结论说大方向错了。大方向是否错，我希望全校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判断。叶林自己说，“我们的大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是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的方向，我们的方向是揪出一切牛鬼蛇神。”告诉叶林同志，我们的方向也是这个。关于刚才我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至今没有回答清楚。
工作组大方向错没错，我下不了结论。《人民日报》社论曾说过，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方面提出问题，这样一来，就能做出结论是否是牛鬼蛇神。所以我一个人是没有权力判断工作组大方向是否是错了，只有通过全校同学来证明。……
我重复一遍，现在有些工作组，不是我们学校，是外校的工作组，经过考验有考验垮了的。比如像邮电学院工作组组长是大有问题的，已经撤了。这是真的。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去调查。我说话负责任。还有，我们清华大学，原来派下去庞大的（四清）工作组，是不是黑帮，大家都知道了。那时也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但确实是黑帮，是考验垮了。我说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样的不是全体，是一小部分。叶林同志刚才讲他代表党中央，但谁能代表党呢？只有党中央。谁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只有党中央能代表。你是工作组，只是新市委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你对的是代表党的领导，你错的是你自己的责任。我不承认你是代表党的。
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而且是贺鹏飞同志强迫我们辩论的，非常简单，就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到化902班听取汇报的事。就这么简单，你们开始说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又没来，请你们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我们还在你们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解释不清楚我们今天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哗啦啦，同学们在下面鼓掌，根本就不把叶林当回事。实际上，多数同学对事件细节的谁是谁非已不太关注，而是对工作组早早就定调子、扣帽子特别不满。反正只要我上台他们就鼓掌，只要工作组的人上台他们就跺脚，就起哄。一度会场上秩序很乱，工作组控制不住局面了。
后来就到11点钟了，辩论进行了4个小时。贺鹏飞就找我商量说：蒯大富你看今天也很晚了，我们的辩论会是不是明天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进行。你看好不好？
我说：那好，我们说好了，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辩论。
他说：好，那我们一起来宣布。
我就上台说：同学们，刚才我已经和贺鹏飞同志商量好了，因为今天晚上已经太晚了，我们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开辩论会，今天晚上就请同学们先回去休息。同学们就散了。
这就是清华文革史上著名的六二四大辩论，即“六二四事件”，其热烈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当晚同学们递的条子就有一千多张。后来叶林说：有二百多张反动条子，其中80%没写名字，要贴出去追查。辩论过程中一直有人拍电影，清华档案馆应存有完整的音像资料。】
后来叉举办了第二次辩论会。笔者不再引用。第二次辩论会后，形势发生了逆转。
《清华文革五十天》：
【这场辩论会（第二场——井冈山观心注）后就开始围攻我，以工化系为主、全校范围的反蒯斗争开始了。工作组每天组织人到我们班上，把我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不让你有任何讲话机会，那就纯粹是胡搅蛮缠，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了。我们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同学，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儿子，对工作组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但不被接受，而且受到排挤。不过，一开始在校内还不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当然我也没出过校门。
从6月27日开始，宿舍原来的同学都调换出去了。我们宿舍就留我一个，其余六个人不睡觉，轮流盯着我。他们真不嫌累，我吃饭时跟着，睡觉跟着，洗澡也跟着，上厕所也跟着，但是不管怎样我还可以自由行动。他们不管我做什么，只管跟着，还不阻拦我。那时我就天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
7月4日，蒯大富就失去人身自由了。
《清华文革五十天》：
【7月3日薄一波对我的当众批判显然是预谋好的。7月4号那天吃过早饭就通知我不准出屋了，说：蒯大富，今天不准出去了！除了上厠所！把我气得没办法。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贴大字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后来才知道，昨天，7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了王光美和刘涛的汇报后指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数，批判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産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我失去了自由。开始把我关在我们班宿舍里,后来又转到一号楼，专门给我找了间空房子。那些看我的人都是外班的，当然我都认得。他们是受命而来，一共24个人，分四个班轮流倒替，六个人一班日夜看着我。
面对这种侵犯人权的严重违法行径，我当即提出抗议，继而被迫宣布绝食，同时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
7月8日,在我同意吃饭之后,开全校大会批斗我,在清华大礼堂，还是贺鹏飞他们主持的。那一次还很文明，我还能坐在那儿呢。全校大会批判了一次，然后就是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几乎是每天不断，还有专门跑到关我的宿舍里来批斗的。大小批判会上材料也搞得非常丰富，全力刻画，包括我中学给中央写的信，都翻弄出来,档案也全给翻出来了。他们说，蒯大富，他不是现在才反动的......
清华从六二四辩论会以后掀起一场“反蒯斗争”，一直到7月18日以后才刹车，前后大约25天。反蒯斗争，就是反对以蒯大富为首的反革命的运动。全清华上下，从大学一直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异口同声高呼：打倒蒯大富！同时在师生员工中大抓“蒯式人物”，开大会小会，连续不断地批判斗争。
工作组下了很大功夫，在反蒯斗争中搞了13期《大字报选编》，共三四十万字，每期一个专题，其中6期是专门针对我蒯大富的，2期批王铁成和李小忠的，其他就是批刘才堂、叶志江、刘泉他们的。工作组没想到，这些文字恰恰成为他们迫害革命师生的铁证。
李雪峰讲话没两天，全校的反蒯运动排山倒海就过来了。前几天批评工作组、拥护蒯大富的人突然就被打成反革命，如天崩地裂，坠入万丈深渊！就是不几天工夫，无法想象啊！心理怎么承受！根本来不及呀。有的人精神崩溃就选择了自杀。二十多天里，全校有50多人被打成“蒯派人物”，700余人受到批判斗争，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致二人身亡，一人伤残。】
转机出现在毛主席从杭州回到北京，了解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要求取消工作组之后。毛主席还亲自点名蒯大富参加“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6年——井冈山观心注）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根据《人民日报》1967年6月11日第二版的《〈二月提纲〉是XXX——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这么写的：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派工作组，以“抓游鱼”、“反干扰”、“抓政治扒手”为名，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这难道不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
有错就认，认错是一种美德。
有错不认，最后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走进死胡同。
当然，阶级本性或者阶级利益决定了很多时候是不可能认错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