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最反对文化大革命
——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董小姐事件之二
近日，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协和医院4+4培养出来的董小姐，与中日友好医院的肖主任事件蹿红网络，从一个“桃色”事件开始，迅速转向对特权的挖掘。
笔者为此写过一篇《如何看待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董小姐、肖主任事件？》，本篇为之二。笔者还计划写第三篇：教育革命。
革命，就意味着有革命者与革命对象也就是被革命者。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象（被革命者）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阶级，革命对象（被革命者）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买办）、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也就是三座大山。
任何一场革命，革命对象（被革命者）都是最痛恨革命的，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根本损害。
满清贵族在辛亥革命中丧失了根本利益——国家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丧失了根本利益——国家政权。
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谁最反对或者说谁最痛恨呢？
那就要看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者、革命对象（被革命者）是什么人了。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革命者）到底是哪些人呢？
我们还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1966年5月1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来解读：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通知”与“决定”中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有两类群体：
1、“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也就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
2、“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决定（“十六条”）突出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
在协和、中日友好医院董小姐事件中，背后的“院士”、导师、教授、专家们，是不是掌握着学生们的“生死”，也就是所谓的“前程”？他们是不是“学术权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有着背景的学生们，他们的“前程似锦”，是不是有“学术权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的支持？或者“当权派”的加持？而没有背景的学生们是不是就像阎王殿里的小鬼，完全被阎王们——“学术权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当权派”拿捏？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术权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当权派”就是革命对象，他们一定会被批倒斗臭。
结合董小姐事件，他们应不应该批倒斗臭？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结合董小姐事件，如果“院士”、导师、教授、专家以及背后的当权派被批倒斗臭被，人民群众会反对还是拍手称快？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2
笔者最近在读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造反年代》（作者李逊），该书提供了这样的一份资料：
【首先使徐景贤转变对文革态度的，是北京红卫兵“齐卫东”。这个北京科技大学的驻沪红卫兵组织，本书第四章已经做过介绍。主要成员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徐景贤小十多岁，但他们的思想却十分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给徐景贤送各种传单资料，约徐景贤参加辩论，多次与徐景贤谈话。他们是徐景贤的造反启蒙。徐景贤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许小昆目光炯炯的坚定神态，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说明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他们说：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年轻红卫兵对毛泽东文革的理解。徐景贤从内心被他们折服，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他们的话，徐景贤在很多地方有着共鸣。他后来回忆，他原来就对党内的特权不满意。他去外地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党委都在最好的地块建造高级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设施齐备，警卫森严。上海也是如此。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井冈山观心注）生病，就住在上海西郊最好的招待所，专门为他进口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最强的医疗班子。这样的特权享受，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徐景贤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也不满意，觉得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分房子按级别给面积，甚至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以级别论处，不得逾越。他觉得，“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为，更让徐景贤不满：
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这一切，使得他认为，应该通过文革，“将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徐景贤对文革越来越认同，他的造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曹荻秋（时任上海市长——井冈山观心注）后来承认，他对大字报有顾虑：
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7月上旬，刘少奇去杭州，路过上海，曹荻秋陪同去车站，刘少奇问上海乱不乱，群众听不听市委话，贴不贴市委大字报，曹荻秋一一汇报，告之还没有发现群众贴市委大字报。刘少奇说：“说明上海很稳定，你们市委的威信高，群众听市委的话，这很好”。】
【陈丕显以后回忆，席间谈到上海情况，江青表示对曹荻秋和魏文伯不满，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江青亲热问候陈丕显的身体情况，说“我和春桥愿意做你的顾问”；江青还要陈丕显对年轻人“顺着点”。江青强调说，青年学生到工厂去串联，中央过去有限制，今后是限制不住的。但是陈丕显不接茬。后来造反派以此作为陈丕显顽固不化对抗江青的罪状。对此陈丕显文革中解释说：“我耳朵不好，没听见。”30年后，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他其实是不愿意，曹荻秋和魏文伯当时工作都事先向自己汇报和商讨过，他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工交座谈会在毛泽东干预下转向。12月6日，林彪在会上讲话，话很重。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林彪说，对于文革，“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林彪一语道破文革的目标，说文革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正式亮出造反旗帜。大会主席台两边张贴着巨幅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将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也作为主要批斗对象，这显然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红革会提出。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干部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宋季文、李干成等，以及各部、区、县、局领导干部，都被他们勒令到场接受批判。陈丕显文革以来第一次上台挨斗。徐景贤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虽是曹荻秋负责，但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逼他到前台来。】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原来一直是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谭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级。】
3
董小姐事件，在网络上已经大发酵，有关部门也已经介入，大家都希望有关部门彻查到底，对背后的各种角色严肃处理。这是指望有关部门治理，也就是希望由青天大老爷包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十六条”的指导思想是让人民群众自己揪出各路牛鬼蛇神进行批判，坚决反对任何包办代替。
一种方法是青天大老爷包办代替，一种方法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即“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两种方法哪个更进步？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如果没有群众的举报，青天大老爷能不能发现董小姐事件？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还记得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科员马先生实名举报其供职的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祝某而在一年内没有任何消息而通过网络公开举报才得到有关部门调查吗？还记得苏州许可馨以及深圳某交通局的孙女暴露家底么？最后有结果么？
董小姐事件如果仅仅是肖主任妻子举报，而没有网络发酵（相当于大字报），青天大老爷能否深入彻底调查？
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结合董小姐事件以及上述资料，请读者朋友们思考一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损害了谁的利益？保护了谁的利益？
这些问题思考清楚，谁最恨文化大革命也就一目了然了。
相信读者朋友们经过思考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为有助于读者朋友们对问题的理解，请读者朋友们看看几份材料：
（1）、《戚本禹回忆录》：
【......我觉得，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
【陈再道在他的检讨中却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心底里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来就全乱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听了陈再道说的话，我当时就想，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当了权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呢。】
【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 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3）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全文如下：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5）、毛远新回忆与毛主席对话，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68年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恩来安排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毛主席对毛远新说：
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
（6）、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著名的“王、关、戚”之一的王力，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记述“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7）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大字报（原载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10）、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我们充分信任群众，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所以我们提倡群众写大字报，以利于我们对敌斗争，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大踏步地前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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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4年，毛主席就发动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保护新生力量，保护“小人物”，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
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29〕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30〕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31〕，“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32〕。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33〕。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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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一些关于医科大学、医院的批判报道，也有助于读者朋友们深入思考。
1968年2月24日第4版《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员 李家红
我们实验员过去在学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今天，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要起来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学校里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主。为什么这么讲呢？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吃得肥头大耳，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这样。他拿着高薪，不为人民办好事。工作的时候，爱来就来，爱去就去，来了也是抽烟喝茶，大放其毒。这个披着“专家”、“教授”外衣的反动家伙，对党对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一代。他是怎样带研究生的呢？先给他们布置一些书去读，然后要我们实验员帮他作实验。出了结果，写成论文，他就拿去发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费，又拿审稿费，真是所谓“名利双收”。
这班家伙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的，最无能的。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给他们的。有一次，我发现一种新的细菌，去问他，他不认识，还要胡讲一通，说是“大肠杆菌变异”。过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来说，有人发现一种细菌，要我帮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来就是我一年前发现的那种细菌。我就去质问他。起初，他还一口咬定我发现的细菌是“大肠杆菌变异”。我把全部实验重复做给他看了以后，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说：“啊，就是它！好！好！国内还没有发表过，快去写论文。”说完就把全部实验结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个不劳而获专门剥削人的吸血鬼？
是谁把这样的家伙捧上了医大的讲台，戴上了“权威”“专家”的花冠呢？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医大的代理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革命的学生一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这班反动学术“权威”颠倒的历史，要由我们再颠倒过来！】
1968年7月9日第2版《上海华山医院把革命大批判与本单位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首先解决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
医疗卫生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医务卫生部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个医院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过去疯狂地推行XXX的XXX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一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城市，为少数人服务。而广大贫下中农却缺医少药，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医疗。有的贫下中农千里迢迢来这里求医，医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经济上、规章制度上，千方百计加以刁难，使贫下中农挂不上号，住不上医院。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所谓“高、难、深”的疾病上，而对于劳动人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却不去研究或很少研究怎样防治，怎样改进治疗。针对这种状况，华山医院革命职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大家口诛笔伐XXX，大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的伟大意义。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关心广大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的健康。对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采取什么态度，归根结底，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全院许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医务人员，以自己父母或兄弟姐妹在旧社会因病无钱治疗而死亡的悲惨遭遇，控诉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狠批XXX，进一步树立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
在广大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医院革委会结合革命大批判从两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改变了过去分科分工过细，医疗、护理和工人工作分家的局面，把医疗、护理和病人生活管理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医护人员一专多能。一年多来，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许多护士现在都学会了诊断、处方、开刀等医疗工作，许多医生也放下架子，学会护理工作。同时，他们又积极改革了旧的检查治疗的方法。旧的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许多检查、化验并非治病所必需，而是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积累所谓“研究”资料。繁琐的检查既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又增加病人不必要的痛苦。现在医务人员只根据治病需要，进行检查、化验。另一方面，医院专门设立了为贫下中农治病的“革新门诊”。在这里，贫下中农来看病，随到随看，而且简化了挂号、看病、治疗、收费、取药等手续，内科、外科、神经科、皮肤科的疾病都能一起诊治。一些使用方便的口服药、价廉效高的药品，都优先供应贫下中农。他们还根据病情，优先照顾贫下中农住院。医院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到了怎样防治劳动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上。
大破“专家”路线 大立群众路线
是依靠少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办院，还是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办院？是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这是决定医疗卫生工作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过去医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办院，把管理医院和科室的大权交给他们。掌握全院大权的所谓“院务委员会”里，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根本没有一个革命工人和革命青年医务人员的代表。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利用职权，把敢于造他们的反的革命青年医务人员排挤出医院。一小撮走资派不仅十分重用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拉入党内。XXX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还制订了种种清规戒律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制度，以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医院的统治。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遵照毛主席“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旧的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条条框框都冲破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放射科的医生过去只会看透视照片，诊断疾病，不会拍片子；而技术员只会拍片子，却不会看片子和诊断疾病。现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医务人员，充分发挥了革命积极性，他们互相学习，医生和技术员都会拍片子、看片子和诊断疾病。许多护士都能看门诊，不少护士能做割阑尾、疝气等手术，有的护士还能进行脑部开刀手术。神经外科有个工人出身的护士，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掌握了过去只有经过专门训练、工作年限较长的医生才能做的脑瘤切除手术。这个医院的革命实践又一次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革命
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对每个革命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场在灵魂深处破私立公的大革命。.....通过大学习和大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有关教导，已经深入人心。“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教导，以及白求恩同志和门合同志的光辉榜样，大大鼓舞了革命医务人员的斗志。他们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捍卫，坚决贯彻执行。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是我们的志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幸福！”】
结合董小姐事件以及上述资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损害了谁的利益？保护了谁的利益？会得到谁的支持遭到谁的痛恨？
相信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