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百姓做好事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为老百姓做好事，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这么抽象的提问，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是”。
如果换一个具体的问题问，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养猪场的场主，为了不让猪生病，给猪治病，这是为猪服务吗？养牛场的场主，为了不让牛生病，给牛治病，这是为牛服务吗？奴隶主给奴隶们治病，这是为奴隶服务吗？
显然不是。
给猪治病，是为了杀掉给场主卖更多的钱；给牛治病，是为了挤更多的奶，是为了给场主卖更多的钱。如果将其说成是为猪、牛服务，恐怕就是太大的笑话了。
同样，奴隶主给奴隶看病，也是如此。因为奴隶都病死，就没人给奴隶主带来财富了。
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国民党政府为老百姓做好事：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
这是好事吧？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了吧？
《红星照耀中国》记述了这样的结果：
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
兼并。
得到内幕消息的官僚们利用巨大的信息差引诱农民们毫不知情地卖掉了自己手中的土地。这是什么呢？巧取。
巧取还算文明，还有这样操作的：
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这是什么呢？豪夺。
《红星照耀中国》继续叙述：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这些好事是为老百姓服务还是为特权阶级服务了呢？这些所谓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实际上是更加合法、更加隐蔽地剥削、压迫老百姓。
要知道，常凯申可是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满嘴飘香（大言不惭、不知羞耻）地这样说：
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苏修当年也干过这样的事，也是披着“为人民服务”的外衣。
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是需要经济基础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支持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有公有制（经济基础），还要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上层建筑）。
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养猪杀猪”、“养牛挤奶”式的“为人民服务”充其量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副产品，是“恩赐”给人民的，一旦人民利益与特权阶级利益相抵触，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的利益。
党人碑的文章《有组织与没组织的区别有多大？一场日伪制造屠杀惨案的背后思考》记述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为人民服务”而牺牲人民利益的。
在日本鬼子距离县城十万八千里之时，孟县县长任邦“曾经信誓旦旦要率领各区武装，上丘岭跟日寇周旋到底”。
可是就在孟县县城沦陷（2月20日）前两天（2月18日），这位县长在“鬼子还没入境，就揣着大印，带了公款，扔下全县人民和县区各级政府干部，独自逃命。逃过黄河，到了洛阳，此人在河南省政府后台很硬，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又调任南召县长。”
在县长任邦逃跑后，该文记述，孟县人民惨遭日寇铁蹄践踏：
“寇军蛮横成性、烧柴不用，专破坏良家器具，以致城乡柜台，毁坏殆尽，且到处找寻妇女，如五人发现一青年女子，即五人予以轮奸，十人发现即十人予以轮奸，连五十余岁之老妪亦未能逃脱幸免。甚有奸某人妇女，强其父老或其夫在旁观看，以资取乐者。敌人并到各人民家中，翻箱倒箧，找细软之较好者带去，其余则为之焚烧、甚有便溺锅碗盆罐中及祖先神主上。
毛主席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中外反动派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所以呢，作为无产阶级，一定要睁大眼睛，分清“服务”与“挤奶”的区别。真爱民与假爱民一定要分清！猪就是因为无法分清而被杀被卖掉。
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少要有这几个标准：
提高人民阶级意识，教育人民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树立无产阶级立场。
要告诉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利益，当与人民利益相冲突时，一定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精英”。
为人民服务，不是高高在上的恩赐。
消灭私有制，人民当家作主。
笔者之前的文章《9月9日，纪念毛主席，纪念他什么？》对此曾做过论述。
但凡有一个不符合上述标准的，都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按照这几条标准，可以说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苏修，亦或是欧美所谓的民主国家，都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国民党反动派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来看看苏修。
《人民日报》1975年4月29日第4版《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 苏联新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激起工人强烈反抗》：
苏联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除了被勃列日涅夫一伙以上缴利润、税收等形式攫取以外，还有一部分则被苏联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塞进了腰包。他们不仅巧立名目为自己规定了比工人工资高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工资，而且还通过高奖金形式榨取工人的血汗。早在一九六八年，苏联杂志《经济问题》就曾透露，在工厂企业里，一些经理、厂长和“专家”占有奖金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占企业职工人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人却只得到奖金的百分之十八。
据报道，苏联新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近年来在工业部门纷纷推行名目繁多的旨在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方法”和“试验”，诸如：“谢基诺裁员试验”、“兹洛宾包工制”等等。这些使工人的劳动负荷加重，操作速度加快，劳动紧张程度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许多工人被迫一人干两个人到三个人的工作，不少企业领导还非法取消了工人休息日或延长工人工作时间。为了使工人维持持久的紧张，苏修还发展一种叫做劳动“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科学”，利用声音、光线等把工人每根神经都动员起来。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的一篇文章谈到推行这些“科学”办法的“成就”时洋洋自得地说，罗斯托夫的阿克萨伊塑料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个卢布可以收回十六点六卢布”。这恰恰成了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残酷剥削工人的自供。
把持了企业大权的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只顾榨取高额利润，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在许多部门里，苏联工人劳动和安全的条件十分恶劣。连苏修头目也不得不承认：“在一系列国民经济部门、企业、工地”，“劳动保护的状况不符合要求”，工伤率“相当高”。
在苏联，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支配下，千百万工人被新资产阶级当作“多余的人”而赶出了工厂大门。苏修当局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可以自行批准企业的结构和编制。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自从推行所谓“裁员试验”以来，共裁减了一千多名工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由于在业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而被解雇的。
苏修统治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苏联工人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苏联报刊惊呼：这已成为一个“尖锐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也亲自出马，叫嚷要“加强劳动纪律”。苏修统治集团通过了旨在镇压工人反抗的“劳动规则示范守则”等一系列反动法令，还制定了不少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新措施，诸如在企业中建立“法律处”等等。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苏修叛徒集团的疯狂镇压必将促使工人的进一步觉醒和反抗。
什么是裁员？就是下岗。
除了上述的裁员、加重剥削与压迫外，著名的“九评”之《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
《人民日报》1975年5月12日第6版《暴发户的贪婪》这样揭露打着“提高效率”的旗号“为人民服务”的苏修：
为了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尽了帝国主义的勾当。特别是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使得他们表现出特别贪婪。在国内，他们横征暴敛、拚命搜刮；在国外，他们巧取豪夺、利令智昏，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架势。
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苏修叛徒集团不顾人民死活，无限制地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他们搞的所谓“谢基诺方法”就是一个加紧剥削工人、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所谓“裁员试验”。
......这批利欲熏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老爷还通过扩大税收来聚敛更多财富。......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各种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权，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的资产阶级生活。
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斗争，冲击着新沙皇的统治。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与苏修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认清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它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反对它的人越来越多。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它终究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对于苏修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就犀利地指出了。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提到了人民群众在企业的领导权：
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企业没有领导权，只有在某些人领导下的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掌握企业的领导权，这是劳动群众的根本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也就没有保障。
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再看看美帝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2023年）在硅谷银行与签名银行相继关闭后，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称，这两家银行的所有存款账户都将得到担保，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将动用1000多亿美元的存款保险基金为其兜底。
不让老百姓受损失，这看似实在是为人民服务吧？
深入思考一下，这是不是相当于狼把羊打得浑身粉碎性骨折，然后给羊治疗肋骨骨折。这是不是为羊服务？
肯定不是的。这是为了更好地吃羊。
有的羊对自己的浑身粉碎性骨折没有感觉，对狼给它的治疗却感恩戴德。
正是因为吃人的私有制剥削制度，才导致了人民的储蓄受损失。这不就是狼将羊打得粉碎性骨折么？美国政府的担保，不就是为粉碎性骨折的羊治疗肋骨么？
在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继续放大招，据报道，美国将推出高达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直接向美国人账户里打钱......”（搜狐网）
直接发钱？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
但事实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亿万富翁们一直在大笔捞钱。就在超过50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的时候，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增加了6370亿美元。”（英国《卫报》网站2020年8月9日《特朗普毫不介意让亿万富翁们从疫情中获利》）
因为是私有制，发给老百姓的钱最终都流向了资本家的口袋里，所谓的给老百姓发钱，实际上是在给资产阶级派发红利。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说得很直白，毫不掩饰，他说：
“为了让政府强大起来，政府必须与社会中最富有的群体结盟，而不是与所有美国人。”
一切反动派，他们依靠的是“精英”而绝不是人民。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分水岭，依靠人民，就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依靠精英，就代表着资产阶级当家作主。
为人民服务，绝对不需要一个皇上，也不需要一个好皇上，需要的是依靠人民群众，需要的是要让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在1971年7月与江青谈话时说：
“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将自己看成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服务不是恩赐，人民不需要恩赐。